民盟六合基层委员会

在三级卫生健康服务体系中，村级医疗力量无疑处于最基层。我区共有卫生室113家，在岗村医406人，这支力量在全区卫生健康服务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。但实际上，这支力量最薄弱也最容易被忽视。近年来，在医疗卫生改革进程中“强基层”的呼声不绝于耳，在健康中国战略中也已经明确了“短板在基层”，说明有两点已形成共识：一是基层弱，已经不适应卫生事业发展需要和群众对高水平健康生活的期盼；二是基层重要，基层卫生健康工作的重要性逐渐被认识和肯定。

2009年新医改启动后，我区村卫生室和村医队伍建设得到重视，农村卫生网底建设取得长足进步。主要表现在：村医队伍规范管理。在岗村医100%经过执业注册，并由所在街镇与乡村医生确定聘用关系；新进村医开展定向委培。落实一体化管理体制。对所有村卫生室都实行“五统一两独立”管理；街镇卫生院负责村卫生室日常监管，对承担的业务工作按季度或月进行绩效考核。阵地建设取得较大进步。卫生室标准化达标率为97.3%。标准化卫生室不仅面积达标，而且内部科室布局合理，各类设备设施齐全。网底服务能力增强。全区已实现村村都有卫生室，村卫生室实施基本药物制度，药品全部零差价销售，减轻农民负担。村卫生室2004年起纳入新农合，2019年并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，村民在村卫生室看病按比例报销。

通过调查分析，我区基层卫生服务体系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：

一是村医身份模糊导致进出口两难。虽然实行了一体化管理，但村医身份还是农民，养老保险缴费基数低，长年没有医保。由于身份问题带出的保障担忧，使得村医只能通过延长工作年限来应对养老问题，导致村医年龄偏大、退出难，待遇和保障问题同时又引发新村医补充难的问题，尤其是医学院校毕业生不愿意到村卫生室工作。全区村医缺口在200人以上。

二是院室职责不明导致运行机制不畅。医改前卫生院基本上不管村卫生室，更多时候院室是各干各的。实行一体化管理后，卫生院通过多途径对卫生室进行监管，卫生室的日常运转由原来相对独立变成了卫生院的“下属单位”，村医也越来越不“自由”。相比较看，卫生院对卫生室拥有考核权，但卫生室有了困难卫生院又解决不了，比如硬件要找街镇政府、医患纠纷自行处理等。加上药物受到控制，政策性短缺明显，病人来了无药可用，影响了村医的诊疗费收入。个别村医受利益驱动，还出现了在卫生室以外执业、滥开药之类的违规行为。而卫生院并不具有卫生监督职能，对村医的监管往往口头多于行动。

三是资源支持不力导致赋能难以实现。新医改实行后，村卫生室除了承担基本医疗服务外，还要承担基本公共卫生服务，并且基本公卫项目逐年增加，省市考核压力不断增大。更多时候我们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印象是条件差、服务能力弱，难以托付重任。相比较看城区压力更大，现在雄州主城没有一家社区卫生服务站，如果按照0.5-1.5万人/家标准建设，至少要建6家，但用房、人员短期内都无法解决。

乡村医生是广大农民的健康守门人，是落实新医改任务、实施“健康六合”不可替代的重要基层力量。对此，提出以下建议：

1.给村医转“身份”。建议考虑像农村教师“民转公”一样，出台相应政策，帮助符合条件的村医成为“体制内”人员，给最基层的医生充分的尊重，同时改变“农民给农民看病”的尴尬。基本做法是：落实“镇聘村用”，过渡期可考虑“老人老办法、新人新办法”，同时增加定向委培计划，加大新村医补充力度。

2.明确服务功能。在新医改背景下，将村卫生室作为卫生院驻村机构，成为直接服务当地农民的诊室和病区，也成为分级诊疗的第一站、首诊阵地。明确功能定位后，一方面要加大对村卫生室的投入，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基层医疗资源，引导镇村医生在承担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中落实分级诊疗，有效缓解“看病难、看病贵”痼疾。同时，进一步提高基层医保基金统筹比例，给农民更多实惠，让农民少跑大医院。启动城区社区卫生服务站建设，加强主城基层卫生健康服务阵地建设和服务能力建设。

3.优化管理机制。切实做好乡村一体化管理，明确管理责任主体，实现措施配套，推进院室双方责权利统一，强化政府部门监管职能。卫健行政部门要科学划分街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服务职能，明确区内公卫单位和县级医院对乡村的支持帮扶责任，建立乡村医生和县级医院医生互派交流制度。财政、编制、人社等部门要加大对基层卫生健康服务体系的支持力度。调整乡村医生服务补偿机制，将镇村两级基本公卫经费单列，实行村医人员经费与村卫生室运营经费分开预算。调整村医收入结构，将基本药物专项补助与基本公卫服务补助作为村医的基本工资收入，制定对应的考核办法发放，将医疗服务收入作为奖励性薪酬，支持村医持续提高待遇和保障水平。